艾滋绝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但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样，在如此大范围中，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凶猛地影响全世界的社会生活秩序；以至于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它第一次为一个疾病召开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曾郑重指出：目前我们正面对两个新的挑战：恐怖主义和艾滋病。

我们可以为发现艾滋病排出一张时间表：

１９８１年，美国在同性恋人群中发现卡氏肺囊虫肺炎及卡波济氏肉瘤；

１９８２年，美国为艾滋病下定义并开展监测；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美国应用检测艾滋病方法。事实证明，这一举动挽救了千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将糊里糊涂地成为艾滋病魔的爪下之臣；

１９８５年，法国研究者从非洲病人中分离出ＨＩＶ—２病毒，汉语名叫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它，就是艾滋病的祸首。

２００２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的总人数达到了４０００万；仅至２００１年底，已死去的艾滋病人已达２４８０万。

艾滋病的脚步快得令人惊讶。目前，时钟每转动２４小时，全球就有１５０００例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时有８０００人因艾滋病而死亡。

最严重的艾滋病流行地带是在非洲，这个富饶美丽的大陆，已经有７个国家的成人感染率超过了２０％——成年人５人中有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一种致命却没有疫苗和有效药物的疾病，造成了这样大量的感染人数后，它不可能不对这个国家的正常社会生活形态没有影响。

最先品尝苦果的是非洲。艾滋病的流行使非洲国家平均期望寿命减少１０年，有的国家甚至减少２０多年。非洲过去３０年中在人民生命质量和平均寿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因一个小小的病毒流行而一笔勾销。另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的数据，艾滋病流行抵销了非洲各国自独立以来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绩，南非被艾滋病拖累，经济增长率下降了２．５％，肯尼亚与它相差无几。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分析，今后亚洲将是继非洲之后又一严重流行的地区，其流行速度将大大超过全球其它地区。在全球化趋势明显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割断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脱离世界而存在。

这里还有一张时间表与中国的艾滋病进程有关：

１９８２年，艾滋病病毒随血液制品传入中国；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品感染４例中国血友病病人；

１９８５年，一名美籍阿根廷艾滋病人来华旅游，死于北京；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云南瑞丽吸毒人群中发现１４６例艾滋病感染者，系从境外传入；随后，全国各地在性病者、暗娼、归国人员中发现少量经性接触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１９９５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的示意图上，一直上扬的曲线呈现４５度角跳高而升的趋势：我国中部一些地区的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中国的一些艾滋病监测人员起初的习惯是，哪一个地区出现艾滋病感染者后，就在地图上哪一部分打上红点；终于有一天，这项工作他们停止了：中国地图上已经没有被艾滋病遗漏的省份。

记者们也在短短的几年内不停地改写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数字：从几个人开始，之后几万人，２００１年６０万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这个数字被改成１００万人，它意味着，近１３亿中国人中间，每１３００人中就有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迅速扩大也给卫生部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医护人员培训，医院病床增加等各方面都受到挑战。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工作花费也给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经费投入带来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９２年底，我国仅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用于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累计花费为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卫生部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８年投入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为５４９０万元。从１９９８年后中央政府的艾滋病防治投入每年增加到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１年后再次增加为每年１亿元，最近为了应付艾滋病病人急剧增加的情况还要大幅度增加投入。

从目前情况看，宣传教育和干预是最重要的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手段。只有在流行初期果断加大投入，才能避免出现日后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卫生资源投入到艾滋病人治疗上这样的被动局面。国外的教训证明：如果在艾滋病流行早期不在宣教和干预上加大投入，舍不得这笔钱，到流行的中期就不得不拿出１０倍甚至更多的资金用于病人的治疗，而到流行晚期，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要耗尽几乎所有的卫生资源，甚至导致整个卫生服务系统崩溃。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防治的需求。我国必须面对以下的情况：在目前卫生事业费中预防的经费上升比例很小的情况下，艾滋病流行挤占了宝贵而又稀缺的大量资源。

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就可能发现，对艾滋病的防治，早已超过对一种疾病严阵以待的健康范畴。曾被某些人轻视、认为只有外国人才得的这种疾病，认为只要中国人洁身自好就能避免的这种疾病，根本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艾滋病的流行引起人们的警惕时，它吞噬的，已经不限于世人的健康，它的胃口，已经大到可以吞吃下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艾滋病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因患病失去工作而造成的收入减少和巨额医药费用造成家庭开支巨大，以至于使一个家庭在经济上陷入窘境。有调查结果显示：一个艾滋病病人接受治疗，一年医药花费平均为１７５００元；据北京的调查，一个艾滋病人接受包括抗病毒在内的治疗，一年医药花费为８万多元；同样的治疗在广州要花费超过１０万元，艾滋病的治疗费用远远超过了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

艾滋病感染者在发病前和发病后，有可能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再加上周围人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相当多的感染者都失去了工作，另一个调查显示，感染者或病人的家庭年收入平均比感染前下降了近３０％。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间接影响是指由于劳动力的损失而减少的对经济的贡献。

一个艾滋病人因疾病而多花的钱和不能再为国民经济工作少挣的钱是多少呢？以中国艾滋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３５岁计算，以他们在发病后的存活时间平均为３个月到１年计算，一个艾滋病人对社会总的损失约为１３万元。

——艾滋病人早逝留下待抚养的艾滋孤儿教育生活费用没有计算在内；

——艾滋病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加大贫富差距的损失没有计算在内；

——艾滋病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恐慌，影响人们心理的安全感；由于艾滋病传闻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它对当地的社会形象和经济发展投下的间接阴影，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计算在内。

专家们列出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更有震撼力：到２０１０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可能多至１２００万人，也可能最少到２２０万人；如前者不幸成真，中国的ＧＤＰ未来１０年累计减少４００亿元收入；如感染人数较少，后者的ＧＤＰ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１０年累计减少２２５亿元。

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战略目标中，２０２０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时我们应在中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听任艾滋病肆虐，它将或多或少地拖住中国人全心全意奔小康的后腿。

国家对艾滋病预防治疗花出的大量经费，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声疾呼，只为着一个目的：对艾滋病，中国人应该全民知晓，全民警觉。